胡适当年提出中国要“全盘西化”，遭旧势力围攻，最后他妥协改为“充分世界化”。胡适用“全盘”这种绝对化的词句，其实是“取法乎上得其中”；高喊要去天边，能走到半空就超级好了。但“充分世界化”就有问题了，“西方”这个概念有清晰的界限，指西方民主国家和西方文明。而“世界”涵盖所有国家，难道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不是世界的一部分？充分世界化包括充分中国化，不仅等于没说，也毫无意义 ∶ 世界五花八门，文明的和野蛮的，学谁？但这是胡适当时在旧势力围攻下的无奈之举，情有可原。

如果今天胡适仍在，再提“全盘西化”也有严重问题，因西方已变质。2006 年我曾撰文“两个西方，你选择哪个？”西方有针锋相对的左、右派分野，代表两种不同的价值，你要学哪个？怎麽能全盘？

胡适对这个问题也无法回答，因他对西方左右派问题不清楚，他的全部文章都没涉及过这个议题。一般来说，只要不清楚，就自然偏左。胡适在纽约哥大读博士时的老师杜威就是个左派。

在博文中使用 `

但令人悲哀的是，美国的“例外性”被左派不断腐蚀破坏。尤其过去一年来，左派窃取大选（颠覆民主制度），高税收高福利（窒息自由经济），纵容非法移民涌入和黑命贵打砸抢烧（践踏法治），甚至从小学就开始灌输变性，鼓吹男女厕不分等（摧毁人类基本道德和文明）。美国的“例外”正被严重损害。

纵观全球民主国家，现在只有亚洲的日本，左派势力被控制在很小的空间，既掀不起风浪，更完全没有操控整个社会走向的能力。日本不仅没有美国和欧洲民主国家的左派那种全方位推行左倾意识形态的嚣张和疯狂，其左倾能量甚至远低于同样是亚洲民主国家、人口远比日本少的韩国和台湾。保守主义和其政治势力一直在日本占绝对压倒性的主导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是一个真正的“例外”。那究竟为什麽日本能成为这样一个例外？这主要源于日本独特的传统文化历史，和这种文化中造就的一个独特的民族、独特的国民性。

且不谈幕府及之前的日本，近代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代，就确立了像美国一样的保守主义价值体系，只不过西方学者对此少有比较论述，更没有像对美国的“例外”那样高歌赞美。

如果说1776美国革命确立了秩序、法治、道德、自由经济、个体主义、宪政民主等价值体系，那麽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也基本是这种方向。两者颇有相似之处，同时也有不同。

第一，都学习最好、最强的，无论对方是敌是友。

美国建国初期就面临一个选择，是英国方向，还是法国？当时有两种声音在较量∶华盛顿、汉密尔顿、亚当斯等清晰而强烈地倾向英国的保守主义价值体系，认为其代表信仰、秩序、法治，道德等传统价值；而杰弗逊、麦迪森、潘恩等喜欢法国模式，甚至一度顶礼膜拜法国大革命，认为实现了大众民主与平等（全盘社会改造、一步到位）。这种政治分歧，演变成今天的左、右两派，更准确地说，是激进派（左）和传统派（右）的价值选择和对峙。

华盛顿、汉密尔顿们的智慧在于∶没有因为他们受英国殖民统治、刚跟大英帝国打了艰难一战，而感情用事地讨厌和放弃英国（体系），反而是亲英国、而拒法国（美国独立得到了法国很大帮助）。这等于亲“敌人”、拒“盟友”；说明美国建国先贤们对英、法两种价值理念的不同有非常清晰的认知，睿智地做了正确选择。

在这点上明治维新的日本精英很像华盛顿、汉密尔顿们，虽然美国的炮舰（黑船事件）打开日本的国门，迫使他们签了不平等条约，但他们愿赌服输，崇拜强者，学习强者（从而把自己变成强者）。之前还有英国和西方各国联军炮轰日本，但日本一发现别人比自己先进，立刻就跟他们签订友好合约，并马上引进、向他们学习。这是日本最令人敬佩之处。当代日本继承了这一传统。二战日本不仅被美国打败，甚至被史无前例地扔了两颗原子弹。当时美国及西方专家都认为，日本一定会拼死报复。但日本不仅没有报复，更没有把美国视为永久敌人，没有什麽抗美、反美，反而立马学习美国，并成为美国在亚洲最亲密、最可信的盟友。这种心胸、气度、视野，尤其是理性，都是造就当今繁荣、强盛、和平、文明的日本的根基性文化。

美国建国时选择亲英国、拒法国，日本明治维新提出“脱亚入欧”，其实就是亲西方、拒中国，都是大智慧。设想一下，中国有可能在二战后提出亲日本、拒苏联吗？完全不可想像吧。

美国、日本这两国的先贤，都有这种敏锐的眼光和头脑。而中国至今远远落后于美国和日本，人的道德水准和文明程度更不知被日本甩几个世纪，其根本原因之一，是中国不知好赖，更不肯“学好拒坏”，当今中国更是一边做恶霸，一边与匪徒（塔利班、伊朗、北韩之流）为伍。

第二，美国、日本所以做出这种选择，因为事先做准备，懂得好赖。

美国先贤决定效仿英国模式，因为他们熟悉英国，欣赏英国，尤其崇拜英国的古典自由主义的辉格党，当时华盛顿的士兵都喜欢穿具有辉格传统的“蓝色加米黄色”的制服。1776美国独立前，英国思想家亚当.斯密阐述自由经济的《国富论》、洛克论述个人权利的《政府论》都已问世，美国先贤们熟读并强烈认同。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几乎照搬了洛克的人有生命、自由、私财等三大权利学说，只不过把第三项私财改为了“追求幸福的权利”，担心有人用“黑奴是他们购买的私财”为由拒绝废除奴隶制。

日本的先贤们更为做gong课，明治维新时，他们组团到英美法德等国考察，研究他们的宪法，学习西方。后来做了日本首位首相的伊藤博文率团在欧洲考察长达22个月！回国后又经过十多年研究讨论，才在1891年正式提交了日本首部宪法！日本精英学习西方极为敬业，有六个字的形容∶始惊、次醉、终狂。开始时震惊西方的长处，然后为之沉醉，最后是狂热学习。这样一番学习、研究之后，日本精英们并没有照搬西方，而是根据日本国情和文化，制定了日本特色的宪法和制度建构。

相比之下，中国则是另一种情形。对于学习外国，清朝大臣李鸿章等只到欧洲走马看花一下，就提出变革口号，但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要的只是西方的技术，不要他们的制度和文化价值。梁启超赴美一趟，看到中国城的华人一团乱糟，立马认为中国人不适合民主。而孙中山起草的建国大纲，是某天晚上突发奇想的急就篇；其手稿被展览在台北“国父纪念馆”，落款是“供妻儿玩索”（给老婆孩子看著玩的），真是“儿戏”啊。

美国制定宪法，仅在费城就讨论114天；日本制定宪法，从去西方考察到国内讨论前后十多年。而孙中山只是一个人，一晚上就“急就”了中国的建国大纲。如此“儿戏”注定了（国共两党主导的）中国后来的命运。

当代同样，邓小平提出开放改革，仅到美国日本新加坡三国走了一趟，羡慕人家的高楼大厦和现代化，所以邓的改革是“共学为体，西学为用”，同样只要技术，拒绝制度和人文价值。当今习近平的天下，已经走到了大盗、小偷、瘟疫毁世界的地步了。

第三，美、日都保护传统，不翻天覆地全盘改造。

美国革命13年后，有了法国大革命，被史家称为“姊妹篇”。但美国成gong了，法国却血流成河，断头台成为其标志；法国随后折腾动荡了百年后才算稳定下来。美国革命获得重大成果恰恰是因为避免了“法国道路”，没有“去英国化”的全盘社会改造，在保留原有英国的秩序、文化和价值基础上，渐进走到当代。

日本明治维新所以硕果显著，和美国有相似性，他们也没有像法国大革命断头台那种滥杀无辜的血腥暴力（基本上是和平地从封建幕府制转移成君主立宪），也没有后来中国文革时那种“全面文化革命”（就是革文化的命、灭一切传统价值）。日本精英信奉和实践了与美国革命相似的价值目标∶保护和保持原有的传统、文化、基本价值等，尤其是日本独有的精神遗产。明治维新是在保守主义价值下进行的一场和平变革。纵观日本历史，从来没发生过大规模暴力革命，没有法国大革命，没有列宁十月革命，没有毛的共产革命，没有法国红五月，更没有美国黑命贵式的暴徒运动┅┅ 日本是人类历史上最有秩序、最重视法治、最看重传统的国家，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土壤下，西方式左疯难以生存，更别说获得政治权力。这是日本人的幸运，也给整个人类提供了一个榜样和许多应该学习、引进的价值。

第四，美、日都走了一条自由经济之路。

托克维尔在考察时看到，美国人跑马占荒（获得土地）、勤奋劳作，自由竞争，把发财致富看作理所应当，而且视为美德。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中也对此大加赞赏，认为这是新教伦理和发财致富结合到一起的完美尝试。英国当代历史学家Paul Johnson在其名著《美国人的历史》中肯定地说∶没有人的利欲和野心，一个生气蓬勃的社会根本不可能建立。美国建国之初，就把自由竞争作为根本，而不是社会主义者热衷的均贫富、平等至上。

日本明治维新也是这种思路，一开始就建立市场经济，强调自由竞争。在这方面日本更难，因美国是白手起家建国，没有欧洲王公贵族那种历史包袱。而日本当时就得面对31万武士的解除武装难题。当时武士俸禄是日本军队开支的两倍，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怎样解除武士的武装？日本精英们没有一刀切强制解决，而是用市场经济方式，非常智慧地解决了∶新政府一次性地发给武士一生的俸禄以解除其武装，但不给现款（政府根本没有这大笔资金），而是把款项变成政府公债，投到银行作为股份，付他们利息。日本经济发展了，武士们在银行的股份就增值而发财了。这也促进了银行业的发展，两年内银行就从7家发展到150家。结果武士们不仅没造反，反而成为最支持改革的力量，因为他们可从中获利致富。明治维新后，虽然强化了中央政府职能，但日本却没走政府控制的国家经济，而是选择了重视发展私营企业的市场经济之路，甚至是国家出资帮一些企业，成型之后，迅速把它们变成私人企业。日本精英在明治维新时代就懂得并选择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可谓相当智慧。

第五，美、日在变革时代都涌现一批杰出人才。

对1776美国革命的成gong，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赞叹说，“美国人特别幸运，其它民族似乎都不及他们，因为在他们的领袖当中有不少是深刻的政治哲学家”，他们“不仅通晓古典传统，而且对英国思想家所提出的种种理念也了若指掌。”德国学者根茨（Friedrich von Gentz）也在《美法革命比较》中强调∶美国革命之所以具备保守气质，很显然和美国人的保守气质密不可分。大多数伟大的美国政治家，都憎恶法国革命以及1789年以后称为革命原则的一切。根茨认为，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分野，是崇尚“责任、荣誉、信仰”的保守派和轻佻自由派的分野。他的结论∶美国人在对自由传统的保守中，获得了新生；法国人则在砸烂一切传统中，实现了自我毁灭。

美国宣布独立11年后通过了首部宪法，实行依法治国，宪政民主。日本明治维新虽然提出一切归天皇，但日本人真是幸运，有一位才智过人、勇于改革的明治天皇，他支持君主立宪。天皇已在最高位置，如果立宪等于限制自己。但明治天皇支持制宪、建立国会、实行选举。天皇不干预政治，不介入经济体制，只发表道德训诫，由此成为整个日本的最高道德形象和民族象徵，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明治维新时废除了佛教的国教地位，推行日本独有的神道，把神社与天皇连到一切。美国学者在《菊与剑》中比喻说，神社和天皇“被视为民族象徵而赋予特殊尊敬，就像在美国之尊敬国旗一样。”但神社和天皇都只是精神和道德上的尊崇，和政治权力无关。

除了明智的明治天皇，日本当时更有大批有勇有谋的政治家，如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伊藤博文，以及提出“脱亚入欧”的杰出学者福泽谕吉等。这些日本先贤不为追求个人权力，更不是像清王朝的文人骚客为推迟大清王朝的寿命而改革，而是为了日本的繁荣、强大，为日本进入世界文明国家之列。这个关键不是强大，而是“文明”。这种想法是中国的那些腐儒和顶戴花翎们所不懂的。而当今中国的天朝，则是彻底把“文明”二字碾碎了。

《菊与剑》作者说，“不喜欢革命的国家日本发挥了与西欧各国完全不同的固有长处。”这个长处就是日本独有的文化价值，强调“各得其所，各安其份”，即对自己份内的事要做好，敬业、忠诚，强调对秩序、等级（尊卑等）的信赖。英国哲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早就看到日本的这种独特长处，他在给伊藤博文的信中夸赞说∶日本传统中对长辈，尤其是对天皇的传统义务，是日本的一大优点。日本将在“长辈”的领导下稳步前进，并可克服很多个人主义国家中无法避免的种种困难。

对斯宾塞的信赖和期许，日本精英们听了，并最终做到了。除了二战这一段需要另外作文的历史，日本从明治维新，到二战后成为真正民主国家，而且建成一个全球最文明、礼貌，尤其是保守主义主导的国家，其“独特性”（也是例外性）非常令人刮目，甚至给美国（更别说其它国家）做了榜样示范。任何理性、追求文明、人性的国家，都应该好好学习日本的优秀之处。

——原载台湾《看》月刊2021年10月号

2021-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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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长青 ∶ 日本孩子赢在起跑线上

前三篇专栏，我写的都是日本与美国比较，强调日本的独特性，那种由日本传统文化所塑造的国民性。在这个塑造过程中，教育至关重要。而这一点，尤其和当今的美国有很大不同。

美国左派风潮非一日之寒，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左派势力基本控制了美国的教育，从孩子阶段就灌输左倾意识形态，培养（毒化）出一批批的“美式红卫兵”、左疯继承人。最近美国左派民主党在国会提出“选举改革法”，其中就有把投票年龄降至 16 岁，因年龄越小，越容易被洗脑、被欺骗，从而成为左派票源和力量。美国甚至在幼儿园阶段就对孩子传播“变性”是“自由选择”这种荒谬教育，甚至要改变男、女的代名词“他、她”等。

美国的保守派当然知道争夺孩子教育的重要性，但他们很难战胜左派，因有三大劣势 ∶ 第一，即使父母在家里用传统价值教育孩子，而外部左派掌控的教育界、新闻界、影视界等，人数成千上万。两个父母对付百万左派，数量上不成比例。第二，孩子在家除睡觉外，仅早晚与父母在一起，白天基本都在学校和课外活动，被左派老师引导（老师多数左倾，美国教师工会是最左的团体之一）；所以在影响孩子的时间上，父母又是弱势。第三，左媒无所不在 ∶ 除学校外，机场、旅馆、商场等几乎所有面向公众的电视，都是播放严重左倾的 CNN 等，话语权被左派以绝对压倒多数占据。所以，仅在人数、时间、媒体这三点上，家长处于很大的劣势中。保守派父母在家里对孩子的传统价值教育，很容易被外部左翼的汪洋大海淹没。更别提那些本身就是左派的父母，还有众多连左右派都分不清、也不懂的家长们，尤其是移民。这种现状下，左派俘虏孩子轻而易举。

日本父母最懂“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而日本在教育方面则走了一条确保传承传统的独特之路。中国当今有句很火的流行语，叫做“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意思不错，要孩子小时候打好基础，让人生的“赛跑”从起点就有赢的条件。但中国人追求的赢，基本限于“技能”的赢，而不是品德、教养和正向的人生观。而且中国人溺爱孩子（一胎化恶果），相互攀比（谁更有钱有势），加上所谓爱国主义教育（其实是爱共产党、爱独裁领袖）的政治毒化，事实上，中国孩子在起跑线上就已“输”了。

真正从起跑线就开始“赢”的是日本孩子。他们首先赢在做人的品德和教养上；那是一种没有意识形态的、人类古往今来认可的传统价值下的品德和教养。这种赢，源于日本独特的教育理念和实践。

人们常说孩子“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强调三岁之前得到的教育和薰陶之重要。而这个阶段的教育只能来自父母。在日本，很多女性生育时都辞职，回家当全职妈妈，以求最大限度对孩子“三岁”期间的哺育和教育。在越来越竞争激烈的社会，辞去工作要很大的决心。少了一份薪金收入的同时又增加一个婴儿，经济负担顿然加重。但日本父母认为，钱“丢”了，将来可以挣回来，而孩子这三岁期间的教育没能跟上来、“三岁看大”这决定性的年龄段没打好地基，将来孩子长大出了问题，那就多少钱也“买”不回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父母是世界上最有“数学”头脑、最有“高瞻远瞩”眼光、最懂价值投资的。

日本教育学家认为，孩子三岁之内更多时间和母亲在一起，会更有安全感；得到母亲无微不至的哺育和教育，以后会更少反叛心理和人格。心理调查显示，那些小时候没得到充分母爱的孩子，更容易产生反社会人格，更易暴烈暴戾，甚至成为犯罪分子。有位中国母亲曾就中日孩子教育问题在网上评论说，“我认识的很多青春期叛逆的孩子从小都不是父母带大的。”

日本孩子在三岁内就被父母教育礼貌、感恩等等，甚至从小就被薰陶日语独有的“敬语、自谦语”等也加强了那种礼仪文化。孩子在吃饭前后，都被教育要感恩，而且从小就被要求中国俗语说的“站有站样，坐有坐样”，自律、规矩。而不是像美国人那样让孩子所谓自由发展，结果很多情况下纵容了各种恶习。孩子生下来是一张白纸，不懂事，如果随孩子自己决定，就等于在一张白纸上随便涂鸦，那麽涂得一塌糊涂、一片狼藉就不奇怪了。日本人把好了三岁内孩子的第一关，就为其奠定了一生至关重要的人品地基。

孩子三岁后，可送保育院，那里的教育和日本父母的家教基本一致，仍然继续礼仪、礼貌、诚信、感恩等，但多了合作、团队精神、关心和照顾他人感受等教育。然后是幼儿园，进一步强化上述的品德教育。从小学阶段开始，孩子则被教育的，更多是独立、自立、自强等今后在社会上生存的基本素质。建立在幼年培养的礼貌、感恩、关爱他人这块地基上的自立自强，和自私自利则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日本学校的午饭”味香全球

日本小学生上学，学校禁止父母开车接送，除非有特殊状况，还要事先向校方申请。六、七岁孩子背著大书包独自去学校，全日本如此。媒体曾拍到日本皇室的小公主也是自己背著书包独自去学校。而中国孩子们却在攀比谁的父母接送他们上学的车更高级。

日本的安全、乾净、礼貌、服务等都是世界一流；但这仅是外在表现，其内在因素是保守主义价值在整个社会占主导地位。这种主导使日本没有法国左派“红五月”“黄背心”那种街头暴乱，没有美国“黑命贵”式的打砸抢烧，更没有中国动不动就反美反日反哪国的暴徒聚会。日本是个祥和社会，且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可谓国泰民安的典型，大“和”民族，名副其实。

在今天全球左派嚣张、政治正确横行（实质是践踏常识常理）、道德水准普遍降低、堕落的时代，日本是怎麽保持住其全民性的诚实、敬业、秩序、礼貌、荣誉、不妨碍他人的自律等等传统价值的？我在上篇专栏“日本孩子赢在起跑线上”讲了一个原因 ∶ 日本从孩子开始就注重传统价值教育，像一棵树，幼苗时就全力正向哺育，树长高了，才不会弯曲走样，保持正直挺拔。

另一个原因就是本文要论述的，来自日本语言的独特性。之前听过不少人对日语的“繁文缛节”不买帐 ∶ 又是敬语，又是自谦语，好麻烦；另外讲话“暧昧”让人搞不懂日本人到底啥意思。但如果花点力气研究一下为什麽保守主义价值在日本能挺得住，会发现，“说日语”本身就是重要原因之一。

日语有点像孙悟空的“紧箍咒”，从婴儿呀呀学语，就开始塑造孩子语言上的礼貌、尊重长辈和他人等品德，而且语言跟随人一生，只要开口说日语，这种塑造就不断在持续。说话总得注意敬语，自谦和暧昧等，固然麻烦，但这种“麻烦”和其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客气、礼貌、友善、整体社会的文明相比，是完全值得、甚至必不可少的。

敬语、自谦语 ∶ 日本文明的钥匙

很多人都知道，日语里既有“敬语”还有“自谦语”。中文、英文（当然还有其它语言）也都有这两方面，但用量之大，尤其是能持续到今天的，恐怕日本是全世界独一无二了。

日文的敬语很特殊，可谓“看人下菜碟”∶ 对不同辈份、级别的人使用不同语言。在美国，有几大忌讳，不可问别人的年龄、收入、党派、宗教等；但在日本，则不忌讳询问年龄，为的是确定要不要用“敬语”。只要对方比自己年龄大，就要使用“敬语”，这是日语的全民性规范。设想一个国家，全民使用敬语，怎麽可能会有一群一群恶语相向、粗暴野蛮的冲突？怎麽能发生美国那种“黑命贵”打砸抢烧？中文古语“良言一句三冬暖 “，全民用敬语，当然促成一个更温暖、祥和的社会人际环境。

除了对长辈，对上司也必须用敬语。西方左派批评日本搞“等级制”，美国学者在《菊与剑》中也认为日本等级森严。但西人的理解有曲解和误解之处。日本强调尊重长辈和上司从大概率和普遍意义上来说，一定是对的；因为年龄代表阅历和成熟，级别往往代表能力。所以对年长者、更有能力者当然应予以尊敬。这种尊老、尊师、尊能力高的人，都促使了日本对传统价值的保持。《菊与剑》作者虽把这些尊重解读为等级制，但也承认，日本人这种尊卑，是“各得其所，各安其份”，即各自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敬业、忠诚，秩序、信赖等。十九世纪英国哲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当时就预测，这种尊重长辈上司的文化能够促使日本从封建幕府向君主立宪平稳转型。结果他看对了。所以说，日文的敬语，对塑造这种尊长辈、重秩序的文化起到特殊作用。

除了敬语，日本还有更独特的“自谦语”，即把自己的动作、行为用自谦的方法表达，目的是向对方表示尊敬。这个对方往往是上级、长辈、外人。可想而知，面对伴随著鞠躬等动作、说著自谦语的人，怎麽还可能吵架、冲突，甚至动手呢？

礼貌用语 ∶ 祥和社会的润滑剂​

除了敬语、自谦语，日文还有“叮咛语”等，有中国专家把这些译为“郑重语”、“美化语”等。叮咛语的尊敬程度略低于“敬语”和“自谦语”，可泛称“礼貌用语”。

比如“对不起”在日语中被广泛使用，可谓全民把“对不起”挂嘴边。虽然中文也有“对不起”，但由于党文化兴起，红卫兵式粗野语言已渐盛行，“对不起”的使用频率大幅下降，越来越多的人不肯“屈尊”。在美国，虽然“对不起”也是常用口语，但绝不像日本那样几乎每天、每时、每个场合都说。“对不起”已成日本人“口头禅”，不管对什麽问题，什麽语境，只要提问都要先说“对不起”（也有先表示“谢谢”的意思）。这样一种全民性、各种场合都使用的“礼貌用语”，自然就降低可能的语境冲突和矛盾，对人与人之间的祥和关系起到润滑剂作用。中文里的“伸手不打笑脸人”就是这意思，但共产党把中国传统礼仪破坏殆尽。

日语中的“请”字也被广泛使用到无所不在。中、英文里当然也都有“请”字，但日本人“请”的最多、最频繁，由此“请”来了修养、礼貌的习惯。像日本的商场、酒店，火车等，服务员都用“礼貌用语”，以示尊敬顾客，视消费者为“上帝”，提供最礼貌的服务。“谢谢”这句日语，更是 1.3 亿日本人每天每刻都要说的。永远是“对不起”开头，“谢谢”结尾。这是日语的永恒“语法”！也是日本文明的标 ！

另外日本人几乎从不用“你”来称呼对方，而是叫对方名字，再加上对先生/女士都通用的尊敬称呼“桑”。明摆著，用“你”显得生硬，而用名字就感觉亲切，加上先生/女士/小姐的尊称，就更礼仪、得体。

再说日语里那种著名的“暧昧”。或许在多数情况下，外国人对日语的暧昧不感冒、不理解、甚至反感，认为日本人说话吞吞吐吐、绕来绕去，不直截了当，让人搞不清他们到底啥意思。的确，日本人的“暧昧”会让外国人困惑，但这恰恰是日本语言的特殊性；“暧昧”不是缺点，恰恰是日本语言文化的长处！因为对日本人自己来说，暧昧是“不冒犯他人”的常规操守，是日本人在交往、交际中避免冲突、保持文明、礼貌、客气的基本做法。

日本的文化传统是尽量不给别人添麻烦，尽量不冒犯他人，避免使对方不快，所以日本人讲话小心翼翼，避免因跟对方观点相佐而引起对方不悦，所以表达上刻意暧昧、不直说 。这是相当高的文明——更关心别人的情感，更在乎对方的感受！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想、这样做，当然一定能创造一个更和谐的社会、更文明的公民。日本做到了，日本护照多年来都是可以免签进入最多国家的第一名，说明日本人的文明得到了世界的公认。

日语骂人话仅“笨蛋”，中文脏话多如牛毛​

说话既敬语，又自谦，还暧昧的日本人，会不会骂人呢？他们怎麽骂人呢？比较中英日三种语言的骂人话，也可看出日语的独特性。中国人的国骂五花八门，而且骂人话越来越多。中国羽毛球女选手竟在东京奥运比赛现场直播中一口一个“我 X”，让习惯礼貌用语的日本人目瞪口呆！

美国也是到处“Fxxx”声不断。而且不知哪个流氓制造了那个最恶心、最下流的“举中指”动作，被左疯们到处用，甚至女性、学龄前儿童都敢举，简直是作践人类社会。所有举中指的，都是一指头把自己指进下水道。

但日本人不仅绝没有“举中指”那麽下流的表达，日语中的骂人话只有被中译成“八嘎牙路”的句子。日语写法是汉字“马鹿野郎”；马鹿是笨蛋、野郎是愚夫的意思。共产党的抗日神剧，无论如何渲染日本人的野蛮，他们的骂人话也仅是“八嘎牙路”。据说这句日文是从秦朝赵高专权的“指鹿为马”演变而来，意思是连马和鹿都分不清，真是“笨蛋”、愚夫。日语的骂人话仅是“笨蛋”而已，没有动词，更没有生殖器词汇。在十九世纪之前，中英文里也都没有用生殖器骂人的使用，但如今在中英文世界，生殖器语言已是家常便饭、大庭广众下可以随便乱喷的了。只有日本人，哪怕气急败坏了，也只会喊“八嘎牙路”。

日本人从童年起就在这种敬语、自谦语、没有脏话骂人的环境中成长；一生说文明语言，对一个人的礼貌、文明训练可谓根深蒂固！别说自幼就被这种语言薰陶的日本人，即使成年后学日语的外国人，使用日语后，统统在不同程度上变得像日本人那样谦恭、礼貌了。在 Youtube 上，有很多在日本、说日语的外国人，无论他们是白、黑、黄、褐等任何皮肤，只要说日语，立马变得文明很多。尤其是女性，金发碧眼的，只要说日语，那种左疯女权狂人劲头就荡然无存；黑色皮肤的，只要说日语，同样温柔乖巧，毫无美国黑命贵那种野蛮，更无法想像她们像在美国那样扭成一团撒野互殴，甚至暴打亚裔男性；中国女性也不例外，只要说日语，红卫兵女将或泼妇劲头就荡然无存，广场大妈影子也不见了。日语真是有神奇般的让人变得更文明的力量。

这让人想起一个故事 ∶ 一个魔鬼为讨他心爱的女孩子喜欢，戴上了天使面具，久而久之已经习惯了戴著天使面具的自己；当他想诚实面对女友、摘掉面具时，竟无法变回魔鬼了。这种习惯变自然的法则，在日本人和学习日语的外国人身上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无论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带上这个敬语谦语的语言“面具”之后，人就更趋向文明；有点像孙悟空被戴上紧箍咒（这里不是贬义），被礼貌语言所规范，不越雷池半步，最后融入敬语谦语的相敬如宾文化之中。

语言的使用是展示一个人和一个社会文明的极重要一环。在全世界无论是独裁还是民主国家都越来越放肆地胡言乱语的时代，只有日本仍小心翼翼地说著自己的敬语和谦语，仍唯恐冒犯他人地“暧昧”著。这是在全球左派越来越疯的时代，日本保守主义能一枝独秀的独特因素之一。所以，无论日语多麻烦，其价值都是不可估量的。

——原载台湾《看》月刊 2021 年 12 月号

2021-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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